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月刊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可视为《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政治宣言。第8卷以后因此便常常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做，对于《新青年》杂志本身，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不公平的。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是决定性因素
研究《新青年》，许多人关注的重点多在前几卷。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月刊从8卷1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月刊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可视为《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政治宣言。第8卷以后因此便常常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做，对于《新青年》杂志本身，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过于主观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或需求隔断一段完整的历史。
《新青年》从创刊到第8卷全面转型，经历了从高扬西方理想走向直面中国实际、从激扬文字走向社会运动、从个人奋斗走向组织起来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转变过程。该过程固然有外界影响，决定性因素则是新文化运动中启蒙者在运动前行中经历了深刻的自我启蒙。
《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揭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该刊六大宗旨，其核心则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人本位主义：“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主题词就是“自主自由之人格”、“独立自主之人格”：“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要做到这一点，《敬告青年》强调，就必须超越自己国家与民族固有的文化、固有的历史，因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敬告青年》将近代欧美所崇奉的精神视为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尊奉的通则，说：“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近代欧美所崇奉的精神，其实就是西方所宗奉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以及人本质上乃是经济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敬告青年》所直言不讳的：“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
《青年杂志》所高扬的基本上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但是，当《敬告青年》将人“各有自主之权”同“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时，已预示着这一文化运动会走出书斋而走向社会，会超越人数非常有限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走向民众。《敬告青年》中所倡导的科学，当时主要指进化学说、崇尚法则的理性主义，但是，它所强调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使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正是这一内在因素，使这场启蒙运动的发动者在运动进程中，能够接触越来越多的民众，能够越来越正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从而启动了启蒙者的自我启蒙。
从高扬西方理想走向直面中国实际
1919年元旦刚过，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对创刊以来30期主要内容作了概括：“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便致力于“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义）。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概括大体符合这30期的实际。
这30期的言论，确实惊世骇俗。陈独秀说，对这些言论，“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究竟为什么这样，陈独秀这时仍仅仅责怪包括许多青年在内人们的不觉悟，而没有认真地检讨一下自身的不足。
最大的不足，是没有真正面对中国社会的实际。
首先，对近代以来关系着所有中国人并导致中华文化共同体产生前所未有裂变的资本（含国家资本、民有资本、国外资本）、土地（含农村土地问题、城市土地问题、路矿土地问题）、劳动（现代产业工人的劳动、数量极为庞大的农民的劳动、其他社会群体的劳动）这三大动力，几乎完全没有关注，没有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对它们作专门论述。
其次，游离于当时激烈的政治和外交重大事件之外。这段时间，袁世凯复辟帝制，日本提出图谋独占领中国的“二十一条”，列强霸占和图谋分裂中国边疆地区的种种罪恶活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等等，攸关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利益与命运，《青年杂志》与《新青年》却长时间置身事外。
再次，《新青年》集中抨击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礼法、伦理、艺术、宗教、文学时最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常常集中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缺乏应有的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最典型的，自然是钱玄同废汉文的主张，理由是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他是深度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位过来人，这一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客观存在的这一切实际是如此明晰，使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无法绕开。启蒙者一旦直面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这些实际问题以及引发世界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的国际风云，就不能不对自己先前的认知作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最具典型性的，就是李大钊思想的转变。他1920年1月1日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7卷2号）一文，已经认识到，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他们在国内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辗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级的疾视。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治、法律、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现在因为经济上的压迫，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经不能维持，而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其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人们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以此，他强调指出，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李大钊这时已经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说及文化本身，李大钊也已深切感到，新与旧，东方与西方，都不能简单化地二者择一，以一方截然否定另一方。他在《新的!旧的!》中指出：“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在1918年7月所写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他指出，东西方文化，虽有很大差异，却并非彼此绝对排斥、互不相容，它们其实各有所长，应当互相取长补短，在互相磨合中创造出适应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新文化：“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希望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
另一位代表性人物就是鲁迅。1918年4月，鲁迅开始写《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上，这一期上还发表了他的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其后，他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批判旧道德的论文，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短文，“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这些文章基本上仍是陈独秀所说的“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义）”等等的同调。
然而，鲁迅随后发表的著作，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收录在《呐喊》中的《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形象、深刻地绘出了当下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真实面貌，包括人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农村实际的社会构成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农村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去正视中国社会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尤其是《阿Q正传》，对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观察，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方面，可以说，都超越了清末以来所有相关论述。尽管它并不是发表于《新青年》，但它确确实实是启蒙者在实践中实现了自我启蒙的结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启蒙者都经历了同样的自我启蒙，但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向更高境界发展，和这些启蒙者从高妙的理想走向直面中国的现实是紧密相连的。
从激扬文字走向社会运动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他们自觉地从激扬文字走向社会运动。
其一，他们开了风气，作了示范，催生出一大批与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此一呼百应的新型报刊，而这些新型报刊又回过头来鼓励和推动了他们思想与行动的提升。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新潮》《国民》《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觉悟》（天津觉悟社）纷纷创刊，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这些大城市不用说，连同内地许多小县城也创办了不少这类报刊，一时间，热情宣传新文化运动，探索中国如何变革的刊物达四五百种。1920年在上海、北京、广州出版的《劳动界》《劳动音》和《劳动者》周刊，成为专门研究劳动问题、劳工问题的第一批工人报刊。所有这些新的报刊，不仅扩大了启蒙者的声势和影响，而且非常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者自身视野的拓展和对中国现状认知的深化。
其二，从启蒙者个人奋斗催生出一大批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新型社团，而大批新型社团的诞生则使启蒙者强烈地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当时，影响最大的团体有新民学会(毛泽东、何叔衡、张昆弟、蔡和森等1918年4月18日成立)、学生爱国会（1918年5月成立，后改名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邓康发起组织，于1918年10月20日成立）、新潮社（傅斯年、罗家伦等于1918年11月19日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王光祈、曾琦、李璜于1919年7月1日成立）、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邓康发起于1919年3月成立）、同言社（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周予同等发起组织，于1918年夏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1919年3月成立，随后，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广州、扬州等地也陆续成立）等等。据不完全估计，这类大小社团不下400个，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其骨干，《新青年》同仁则担任了它们中许多团体的顾问或指导者。由于这些团体的存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者便有了庞大的有组织力量的支持，他们不再是孤军奋战。
其三，坐而论道的启蒙者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学生运动、女子运动、劳工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勃兴，而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发动则使许多启蒙者首次看到潜藏在最广大下层民众中的力量，一步步自觉地走出书斋，走向民众。最初的学生运动多发端于维护国家主权。1918年4月，留日学生为抗议中日政府协商所谓“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集会，决议组织救国团，5月集体回国。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法政专门、工业专门等校学生请愿游行，要求公布协定内容并加以废除，天津、上海、福州等城市纷纷响应。1919年因日本欲强占战败国德国原先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利，山东绅民十余万人4月在省城举行国民请愿大会。5月1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激起波澜壮阔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一运动以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许多中小城市学生为先锋，扩展到学界、商界、工会、农会，从游行请愿发展到罢课、罢市、罢工，终致逼迫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第一次领教到一直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下层民众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许多启蒙者开始认识什么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等口号在他们中间流行起来。吴玉章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吴玉章：《五四运动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60页]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他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斥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也正是在这一真正的群众运动启发下，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大联合》，劈头就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此前写过一篇《吾人最后之觉悟》，以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其实，民众的大联合，方才代表了一种更高的觉悟。
从个人奋斗走向组织起来最终建党
立志依靠最广大的民众，进行全方位的社会革命，特别觉悟到必须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广大民众进行这一社会革命的中枢力量，《新青年》也因之被改组为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些思想与行动代表了启蒙者自我启蒙质的新飞跃。
五四爱国运动显示了人民大众和民众运动的巨大威力，但也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是缺乏全面改造中国的系统纲领，缺乏能够代表民众、有效动员民众、组织民众、领导民众前进的集中统一的中坚力量。基于此，在自我启蒙中觉悟迅速提升的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李达等人1920年8月在上海陈独秀寓所商定成立一个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当时起草的党章草案，确定“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宣传方面，决定将《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8卷1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另于8月15日，创办了介绍和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同时，决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推动成立“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1920年11月，陈独秀等人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指出：“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这一新型的革命政党建立后，便积极推动在各地建立地方组织，并筹备举行党的代表大会。
《新青年》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及《对于时局的我见》，标志着《新青年》杂志迎来了它全新的发展阶段。
当然，并不是所有启蒙者都经历了同样的自我启蒙。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新青年》杂志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直接启动了中国共和制度建立以后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文章的作者们，在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成功地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然而，启蒙者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会将广大受众引向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道路，和启蒙者自身能否在实践中不断自觉地接受教育、不断自觉地提升自己密切相关。如果缺乏这一自我启蒙，而又当仁不让地好为人师，就难免会落在前进了的运动后面。启蒙者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确可为人师表，一旦因此而忘乎所以，以为在方方面面都可指手画脚，充当公众的导师，那就很可能将人们引入歧途。
《新青年》自身的成长与演变还表明，一个刊物的命运，和它的编者、作者能否直面现实，能否和社会大众的实践相联系，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常常是启蒙者进行自我启蒙的真正动力之所在。1939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这非常适用于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启蒙者。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几乎都是在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倾向的激烈的自由争鸣中实现的。没有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倾向的这种自由争鸣，启蒙者就难以避免思想的固化、偏激和自我膨胀。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中，在《新青年》杂志演变的全过程中，先前的启蒙者由合到分、由分到合，正是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倾向自由争鸣的必然结果。
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和当年风华正茂的各位启蒙的先行者时，这几点，我觉得，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