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教授在2016年4月7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共同捍卫两岸历史》，文章内容如下：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谈。谈及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习近平主席说：“这是付出巨大民族牺牲取得的胜利，两岸应该鼓励双方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两岸历史。”一听到习近平主席的上述倡议，笔者立即想到2015年在南京和台北分别以简体字与繁体字出版的18卷本《中华民国专题史》，这套书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宪文与台湾张玉法先生带领70位学者联合研究与撰写。这套书的成功出版，有力证明了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行。
专题史研究是共写史书的好结合点
历史本是客观存在。但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只是先前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文献、传说、音像、遗址、遗物、遗迹，要客观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制度以及历史变迁过程，第一步工作就是尽可能广泛地收集相关历史资料。没有完整的资料，就无法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复原历史真相。要深化抗日战争史和整个民国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做到两岸共享史料。当然，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各种相关资料，但打通两岸的史料无疑最为紧迫。目前，两岸分别做了大量的史料收集、整理和数字化工作，也为双方研究者利用这些史料提供了许多方便。毋庸讳言，非学术性的障碍还很多。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两岸历史资料还很难通过互联网快速方便地查阅和利用。这方面的问题，本着对再现真实历史的负责态度，希望在扩大两岸交流中较早、较完满地解决。
18卷本《中华民国专题史》历经5年时间顺利成书并完整出版，证明专题史研究是两岸学者开展合作研究、推进共写史书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历史研究、史书撰写，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生产者原有的知识基础不同，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收集、分析和利用史料的能力不同，更不用说，还常常伴有利益诉求和情感因素的歧异，对同一史料经常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对同一史实会有差异甚大的不同评价。专题史研究资料相对集中，辨明一个个具体事实的真相相对容易，从这里入手，由小及大、由少及多、由易及难，积以时日，无论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还是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必能在许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所有历史问题的研究一样，研究者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整体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不同见解、不同诠释的争论永远存在，旧的分歧解决了，新的分歧又会产生，但这并不妨碍两岸有效地开展合作，因为历史真相正是在众多互相矛盾的陈述中清洗出来的，真理只有在争论中才能确立。
学界领军人物应勇挑历史重担
18卷本《中华民国专题史》得以成功问世，首先要归功于两位领军人物，即两位主编的精心设计与精心组织。两岸史料共享，史书共撰，有更为繁杂、琐碎、细致的沟通、联系、组织工作要做。这就要求领军者不仅具有很高的学养，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令人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号召力，而且要有出色的组织与协调能力。
要将习近平主席关于“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两岸历史”的倡议落到实处，需要一大批这样的领军者挺身而出，挑起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担。更全面、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我们真实的历史，将会推进两岸人民心灵的沟通，拉近两岸学者认知上的距离，夯实两岸对历史与文化的认同。这一事业意义重大，所有学者都应当义不容辞地投身到这一事业中来。